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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长篇小说《大学囚徒》出版之际
 
安徽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发布时间:2012-03-29 11:09:51    来源:    作者:黄书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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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与少年是在贫穷、匮乏、饥荒和动乱中度过的,唯一给我带来精神满足的就是文学。那时候家里穷,买不起书,我就利用无数个星期天,在古镇唯一一家书店里,站着或坐着读完了许多文学作品。文学将我带进一个与贫困、逼仄、乏味、平庸的现实世界完全不同的天地,激发了我被灰色的少年生活压抑着的想象与热情,我对写这些作品的作家充满了感激和敬畏之心,我自己也学着写起了诗和散文,做“作家梦”大约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伴随着作家梦,我经历了老三届一代人所经历的种种人生坎坷、磨难。当1978年初我走进了高等学府,人生开始了新的航程,将梦想变为现实的愿望也更加迫切了。复兴的文学气象感染着我,同龄人中作家倍出的景观激励着我,整个大学期间,我被一种创作的激情燃烧着,一口气写出了十几篇中、短篇小说、两部电视剧和大量的诗歌。然而,这些寄托着我的梦想的作品退回来的多,发表的少,即使有的发表了也不为人们所注意。

面对着一份份退稿单,我开始冷静下来,重新审视自己。我发现自己很可能不是搞创作的料,这并不是说自己智商低,也并非是由于不勤奋或生活阅历不够,而是缺乏从事文学创作活动的某些特殊禀赋:形象思维、审美感受、审美想象、直觉、对形象的描绘、个性化的语言,等等。既然“缪斯没有将韵文的才能放进我的摇篮里”(马克思语),我必须面对现实,正确地设计自我。于是,我选择了一条与自己思维、素质、能力、个性特点更为契合的道路——从事文学理论研究与文学评论活动。研究生毕业后,我便进入高校,算起来在“做学问”这条道路上已经走了二十多年。

“作家梦”虽然没有变成现实,但它已经形成一种强有力的情结深刻地影响着我的活动、生活和追求。

作为一名文学研究者,我努力挣脱学院派的束缚,目光始终注向文学创造实践,对正在发生的文学现象与当代文坛富于独创性的作家,尤其抱以浓厚的兴趣。我深感:文学创造之树常青,而关于文学的理论却常常是灰色的。因此,我力求从常青的文学创造之树上汲取理论研究的养料,以文学创造实践和创作主体作为主要的研究课题、对象。我在大学里多年开设“作家论”课程,我的第一本也是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的题目就是:《现实的人与审美的人:文学家人格心理解析》。

我虽然身处所谓“学术圈”,但更喜欢和作家交朋友,有许多省内外的作家朋友。作家往往是各种各样的、个性独特的、优点和缺点都很鲜明的,对于人们对此的种种误读和责难,我喜欢引用马克思的话:“上帝原谅诗人”为之辩解。我尤其喜欢和那些靠作品说话、思想丰富而处世单纯、愤世嫉俗却又心地善良的作家交朋友,作为评论工作者,我乐于“炒作”他们。

我常常想,这一切,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圆了我的作家梦吧?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我对“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式的充满学究气的工具理性的文学研究的厌倦,特别是在进入90年代后,自己的人生又经历了许多蜕变与风雨,精神情感发生了一次次的裂变和纠结,心灵经受了一次次的冲激和洗礼,对时代、社会、人生与自我的感知与体验逐步加深,一种强烈的、抑制不住的小说创作冲动时时产生,仿佛回到了二十多年前大学时代的那种状态。

我终于在2004年春天打开电脑,开始了长篇小说《大学囚徒》的创作。

歌德说过:“年轻时希望的东西,年老时会变得丰富。”出于上述种种因素,这一回我写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是要圆自己的作家梦,而是我有很多话要对这个世界说。

诚然,作为一个几十年与文字打交道的人,我已经通过各类文章向这个世界说出了自己想说的一些话。但是,我在这些年所观察的、所思考的、所体验的、所感悟的、所郁积的关于历史,关于时代,关于社会,关于革命,关于改革,关于大学,关于教育,关于体制,关于知识分子,关于现代化,关于公平与正义,关于爱情与婚姻,关于男人与女人,乃至关于人生,关于灵魂,关于人性,关于苦难与命运,关于生与死,关于自我,关于内心,关于人的存在的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即使是在我发表的那些直抒胸臆的随笔杂感里,由于受文体本身的制约,也难以得到充分的表达;更遑论那些所谓“顺着说”或“接着说”的课题研究式的理论文章了。这些标志“文化”的所谓“研究成果”再次验证了梁漱溟说过的话:“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远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就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的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抑压,被抹杀。”(《中国文化要义》)我写小说,就是想挣脱体制文化的枷锁,从生活本身出发,“站在自己立场说话”。

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米兰·昆德拉说:

甚于大恐怖本身,对大恐怖的抒情化对我是一种精神上的强烈震动。永远地,我被注射了抵抗一切抒情企图的疫苗。那时候我唯一深情地贪婪地欲望的东西,就是一个清醒的、看破世事的目光。我终于在小说的艺术中找到了它。这也是为什么对于我,作为小说家,不仅是实践一种文学的形式,它是一种态度,一种智慧,一种立场,一种排斥与任何政治、宗教意识形态、道德和集体相认同的立场,一种有清醒觉悟的不屈不挠的、满腔愤怒的非认同化,它的构成不是作为逃避或被动,而是作为抵抗、挑战、反抗。

                  (《被背叛的遗嘱》)

王小波说:

除了文学,我想不到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接受我这些古怪想法。赖在文学上,可以给自己在圈中找到一个立脚点。有这样一个立脚点,就可以攻击这个圈子,攻击整个旧的世界。

      (《我的精神家园》

对我而言,也是直到重新开始小说创作时才终于认识自己:在经历了80年代的那一切之后,我的种种重新选择,包括下海经商、做学问,写评论,当教授,都不能“安妥我的灵魂”;我的种种思绪、体验、感受、看法,包括思想的困惑,精神的苦闷、灵魂的呐喊,人生的追求,内心的独白,与世界的交流,都无法通过论文与评论等方式得到自由地表达、释放、宣泄、化解。只有依托小说这个被昆德拉称为“以自己的方式,自己的逻辑,一个接一个发现了存在的不同方面”的文体,我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自由地、充分地表达我的所思、所惑、所感、所爱、所憎,所悲、所痛。借助小说的形象体系、语言的弹性和故事的隐喻性,我才可以说出许多在其他文体里无法说出的而又不说不快的话。

可是,写小说远不同于写论文,小说有着它自身的美学特性和艺术创作规律,“怎么说”比“说什么”更为重要。尽管我以前有过一定的创作功底,尽管我在创作这部小说时是被一种别林斯基称之的强有力的“情致”所推动,尽管这些年我对小说艺术理论上有了更深入的研究,但是毕竟这几十年我主要是在逻辑和概念体系里思维和写作,而且又是第一次写长篇小说,所以一旦投入创作,真是困难重重,心力交瘁,一言难尽。

首先,我调动了自己全部的生活经验与思想情感体验,用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酝酿、构思了小说的情节结构、故事梗概和人物表。我的总体构思是:运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以主人公南方大学教授水清浊20世纪90年代初至世纪末的人生经历为纵线,以水浊清和学校、社会、商界、官场、家庭、女性以及社会底层的复杂关系为横线,交织出一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班驳陆离的图画。在此背景和视野中,结构情节,展开故事。一是着重从写实的层面叙述和表现:(一)处于社会转型期的高校知识分子的困惑、躁动、突围、蜕变的人生轨迹和“魂归何处”的心路历程;(二)九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种种分化、选择,不同的人生轨迹和百态人生。(三)揭示、批判高校学术体制化、专业化、工具化对知识分子人格、精神的摧残,以及教育商品化、学术腐败的种种表现。(四)揭示、批判社会转型期的种种社会弊端,着重表现贫富悬殊社会背景下的社会底层的苦难,并对主人公水浊清产生影响。二是着重从形而上的、超验的、文化的层面,叙述和表现:(一)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病态文化人格;(二)知识分子灵魂上的“无家可归”;(三)对知识生产、知识分子、学术价值的质疑;(四)对世俗所谓成功、事业、爱情、家庭、幸福的质疑。总之,我力图以批判现实主义的笔触和现代心理描写方法,既展示出转型期社会的广度和深度,又写出作为知识分子的主人公水浊清独特的心灵史和90年代知识分子的众生相,力图使作品成为一部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心灵史诗,通过小说,说出作者对这个世界要说的话。我以福克纳论作家创作的话自勉:“充实他致力于创作的心灵的只应是人类亘古至今一直存在的真实感情、真理、自豪、爱情和牺牲精神。没有这古老而永恒的东西,任何作品都将是昙花一现,瞬息即逝。”(《我拒绝接受人类末日的说法》)

然后,我开始在键盘上敲下了第一行字。起初的感觉很好,仿佛一下子找到了小说的语感,我知道这小说可以写下去了。但写着写着,发现远不是那么回事,许多思考被自己否定,许多结构要重新安排,许多情节要推倒重来,一些人物要舍弃不用,另一些人物从脑海浮现。写作中常常出现情节前后矛盾、人物互相打架,结构漏洞百出,语言捉襟见肘的困境,那是我最痛苦的时期。于是,我给自己规定了两条:一是甩掉小说提纲,完全听凭自己的内心感受去写,让每次写作都处于情感的最丰富状态,写不出时不硬写;二是贴着人物写,在情节的进展中始终盯着人物的内心,一切结构、情节的设置服从人物命运关系的安排。当然,这两条对于一个成熟的小说家来说,都不过是常识,但对于我这样一个长期从事理论写作的人来说,要真正地将之贯彻到写作实践中,不亚于一次脱胎换骨。这么多年,我都是在评论别人创作的小说,常常高谈阔论,说三道四,这回轮到自己写了,才真正认识到:“纸上得来终觉浅,凡事尚须亲躬行。”

与技巧不足相比,在写作中,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时时困扰着我。那就是:就算我通过小说的方式对这个世界说出了要说的话,今日又有谁还有兴趣听我诉说?在小说的结尾,我借胡大哥之口道出了这种困惑:“环顾今日华夏,娱乐、休闲、搞笑、时尚、做秀、媚俗、媚雅文化泛滥,官方、媒体、学院、文坛、商界沆瀣一气、推波助澜,趋之若骛,躲避崇高解构宏大过把瘾就死跟着感觉走游戏人生开心一刻明星学者作家富豪榜,还有几人读此现实之书、批判之书、生命之书、灵魂之书、人生之书?茫茫人海,此书何处觅知音?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我知道,在众人的眼里,写这样的书属于不识时务、很可笑、很迂腐。”小说完成后在出版过程中遇到的种种曲折,印证了我的判断。这原在我的预料之中。当文学走向市场,作为图书出版物的长篇小说要想赢得读者的青睐,要么作者本身是知名作家,他的名字就是品牌;要么就是迎合大众文化趣味,成为“畅销书”。(尽管我也知道,在今天既然要发表出版小说,就不能仅是“为自我写作”,还有一个读者市场问题,小说的“可读性”问题;所以我也尽可能地赋予了这部小说的各种可读性要素。但是,我更知道:我的创作初衷和这部作品的先天性的性质,决定了它无法向所谓“畅销书”靠拢。)而我的这部小说,两者都不是,真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这样看来,我是在错误的年代做了一件不合时宜的事,用王小波的话来说,这是“反熵”行为。

好在时至今日,我写小说既不是为了谋生发财,也不是为了成名成家,而只是在做着一件自己想做和在一定程度上能做的事。况且,说到底,这不过是一部小说,这年头,写小说的人多如过江之鲫。如果说这件事有点什么与众不同的话,无非一是一位本来搞文学评论的教授写的小说(这种事今天也很多),二是一些熟悉我、了解我的朋友可能从小说中能勾起某些相同或相似的回忆。(由此,我也诚恳地希望:诸位读者要将其作为小说来读,切勿“对号入座”。我不否认,小说中有我某些经历和思想情感的痕迹;我也认同台湾作家蒋勋所言:“最好的文学是一本最诚实的自传。”但小说毕竟是小说,是“虚构的艺术”,这也是一个常识。)所以,当这部作品问世后,我一方面期盼在我的同道中觅得知音,所谓:“知我者谓我何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另一方面,希望他们能从文学审美的立场,像过去我不客气地批评某些作品一样批评我这部不成熟的,甚至幼稚的作品。这样,就算是一次“热身”,我也积累、总结了小说创作的实践经验。假以时日,我相信能将小说写得更好一些。

今年是我的本命年,我已进入“耳顺之年”了。回顾自己的六十年生涯,我曾编了一段顺口溜:“五十年代吃过糠,六十年代下过乡,七十年代扛过枪,八十年代写文章,九十年代经过商,新世纪写起小说另开张。”而在下面这首诗里,我则更多地表达了我的人生思绪:

                六十自述

                   

生于饥荒长于乱,贫寒子弟多磨难。

田间耕作日日长,海边站岗夜夜寒。

情有独钟诗与文,求学无门梦难圆。

忽闻高考喜报传,人生登上新航船。

                  

半是追求半是误,蹉跎高校三十年。

风光已被雨打去,文章做深更觉难。

且将往事细打量,天地人和实难全。

聊慰桃李发新枝,耳顺之年心安然。

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囚徒》这部小说虽然创作时间用了三年多,但实际上我整整六十年都在“写”这部书。它既是对我六十年人生的一种凭吊与反思,也是我对未来的一种期盼与展望。

最后,感谢在这部小说创作过程中许多同行、同事对我的鼓励与建议,尤其感谢安徽文艺出版社的总编朱寒冬先生、第一编辑室主任岑杰先生的鼎力相助。

(文:黄书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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