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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继平:我的绘画之路
 
安徽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发布时间:2012-09-25 12:31:44    来源: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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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生在繁华的大上海,却随着当军人的爸爸、妈妈在东北的军营中长大。

    小时候的我常设计着自己的未来:地质工作者、历史学家……就象当时歌里唱的那样:“我有一个理想,一个美好的理想,等我长大了要把农民当要把农民当……,等我长大了要把工人当………,我长大了要把解放军当。”其实,我最想当的是医生。虽然地质学家、历史学家都是我所佩服的人,但是我最佩服的还是医生。因为,医生有一双神奇的手,那双手能把垂危的病人拯救出死亡的边缘;也能迎接新生命的降临;那双手能号脉诊病,也能切除病痛。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医生就是天使,是上帝派来拯救人类的使者。我想当医生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特别喜欢那白色的隔离衣,当医生就能穿白色的隔离衣了。那白色的隔离衣在我眼里是圣洁的,它洁白如雪,一尘不染,我甚至都不敢随意地在上面摸一下;还有那听诊器,医生往你的胸前一放,立刻就能诊断出你得了什么病,太神奇了。我也曾试着把听诊器挂在脖子上,学着医生的样子听小伙伴的胸腔,可除了呼呼的杂音外什么也没听到,耿阿姨说:“你还小,等你长大了,去上医学院,就会听了。”耿阿姨是一名军医,是我们家邻居,她是妇产科主任,接生了许多孩子,这其中也包括我妹妹,我特别佩服她。我想当医生的愿望也许是受耿阿姨的影响?现在说不清楚了,反正我的理想是长大了上医学院,当一名象耿阿姨那样的军医。那时的我,还时常遐想着自己身穿军装,肩挎药箱,骑着枣红色战马巡诊在祖国边防线上的美丽图画。

这是一个美好的理想,可是这个理想却被文化大革命中那汹涌澎湃的大潮淹没了。

  1970年,我初中毕业。按当时的情况,毕业后就要去农村这个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当时我身体不好,不适宜去农村插队锻炼。没有学上,也没有工作,我整天无所事事,呆在家里胡思乱想,还做着上大学的美梦呢。看我这个样子,妈妈多了许多担心,她怕我这样下去会呆出病来,就想了个点子,让我干点事来消磨时间,分散精力。她不知在哪儿找来许多木刻版毛主席头像,让我照着画。在学校我的美术课成绩还不错,对画画并不排斥,所以也乐意画。学着街上画宣传画的人的样子,先在小稿子上打好格子,然后再依样放大。这样画了几张后,我摸到了规律,发现格子打的越小,作品放大后精确度越高。第一次临摹的十几张木刻毛主席头像,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完成的作品依次挂在墙上,家里立刻有了展览馆的感觉。每当来了客人,爸爸、妈妈更是高兴地当起了解说员。邻居的夸赞,朋友的表扬,更让我们全家都沐浴在喜悦中。看到家人高兴的样子,我的心里也喜孜孜的。初战告捷,我象打了兴奋剂,一发不可收拾,又接连临摩了列宁像等作品。列宁像是一幅素描作品,素描这个词是以后上了美术专业后才知道的,当时我只觉得这张画画法和别的作品不一样,明暗全是用铅笔线排出来的,有点意思。列宁像临起来可不容易了,这次我没有像上次那样打格子放大,而是照葫芦画瓢,依着样子画。因为没有专业基础,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明暗关系,我画得很苦,费了几天的工夫,才勉强完工。临摹这张画让我感到力不从心,我向爸爸、妈妈提出了请老师的要求。爸爸、妈妈还沉浸在我画主席像成功的喜悦中,听了我的要求,立刻许诺:到省艺术学校给你找个好的专业老师,要学,咱们就正正规规地学。此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个请老师的决定,竟将我的命运和绘画联系在了一起。

  爸爸给我请的老师姓黄,是位版画家。黄老师教我绘画是按正规的院校课程来的。先从静物素描开始,然后是色彩、速写及创作训练。经过一年多的练习,我已经初步掌握了一般的绘画技巧,而这一年多,画画已经成了我每天的必需,作品就像我的伙伴,我已经爱上它们。1972年春,安徽艺术学校恢复招生,我有幸成为美术专业的一名学生,从此开始了之后将伴我终身的绘画之路。

  ……

  1978年春,我随六安美协张在元先生一行六人去大别山写生。我们坐车到燕子河后,改徒步向五十里外的白马寨行进。出发前,我们请老乡煮了一锅鸡蛋,每人装了十几个,作为中午的干粮。山里的景色真美,连绵起伏的大山层层叠叠蜿蜒伸向远方,朝阳从山后冉冉升起,给大山镶上了金边;山上的植被十分葱郁,兰花的清香随着微风沁入肺腑;山脚下的村舍里炊烟袅袅,小鸟在枝头鸣唱……

  我们一行沿河水向上游边走边画。我背了一个大画夹,里面装满了铅画纸,这是为收集人物形象准备的。大画夹虽然又大又笨,但用起来很惬意。可这次不行了,还没开始画,就发现出了问题,因为是边走边画,大画夹就暴露出了缺陷,它并不适宜用于这样速战速决的写生。往往是我刚刚把纸拿出夹好,水盂盛满水,调好墨的浓淡,选好要画的角度,别人已经三下五除二快完成任务了。这样画速写,就象打游击战一样,游击战怎么能用大炮,炮弹还没射出去,部队就要转移了。速战速决,讲究的是速度,大家伙不适用了,只好换轻便武器,才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我换了随身带的一个小笔记本,用它来代替速写本。

  有人说:艺术作品的魅力是无穷的。在和张在元、朱修立等先生相处的这段日子里,我对这话深有感触。张在元先生是六安地区美协主席,是位较有影响力的版画家。他的速写采用大面积的黑白对比,画面充满张力,很感人。朱修立先生是位学者型国画家,刚从南京艺术学院调到六安师专工作。他曾在六十年代初跟随傅抱石先生完成二万三千里写生,传统技法非常娴熟,作品很有影响力。能和张在元、朱修立先生一起写生,真是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看他们作画是一种享受,他们的作品更让我折服,使我不由地喜欢上了山水画,起劲地跟在他们后面画起了山水速写,把原来准备画人物的计划丢在了脑后。说是写生,其实,我是一边写生一边临摹。现在再翻看那些速写,如果带有版画味,一定是当时在张在元先生旁边画的,如果画出来的速写带国画味,不要问,肯定是跟在朱修立先生后边画的。准确地说,这次大别山之行,我在临摹大自然的同时,也在向同行的诸位先生学习。

  大别山之行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也让我和山水结了缘。同时,我清醒地认识到:要画好山水画,光凭一时的热情还不够,必须苦练过硬的基本功。当时受印刷条件的限制,很难借到好的摹本,也买不到喜欢的画册,我只有去省图书馆借画册看。但馆藏画册是不外借的,可光看又不解决问题,我大着胆子把笔墨纸砚带到省图书馆去临摹。就这样,那年的夏天,我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泡在图书馆的阅览大厅里。

  有耕耘就有收获。记得那天我正在临摹傅抱石的作品,画家殷励箴、张永年先生走到我身边,两位先生是为安徽省图书馆的书画布置被请来工作的。他们夸赞我临摹的作品,并提出让我也为阅览大厅画一张山水作品。听了这么有创意的话,着实把我吓了一跳,连忙推脱:不行,不行。我才开始学习画山水画,作品怎么敢挂在这里?可他们坚持己见,一定要我画一张。推脱不掉,我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答应是答应了,但当时心里一点底都没有,画什么?怎么画?我满脑子都是大问号。“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我想起了大庆油田铁人王进喜的话,没有退路,硬着头皮画吧。“人没压力轻飘飘,井没压力不出油”,这也是铁人说过的话,还真是这么回事,让殷、张两位先生这么一压,《大别山中》还真给压出来了。

  《大别山中》是我的处女作,把它交给殷励箴先生后,我有一种卸下重担的轻松感。可令我没想到的是:《大别山中》被布置在安徽省图书馆的贵宾厅中,和赖少其、孔小瑜、萧龙士等著名老书画家的作品同放一处,并发表于当月的《安徽日报》。这可是我第一次发表作品,那高兴劲甭提了。那时发表作品是没有稿费的,报社发给作者的是一摞批林批孔材料。当我到报社美术组郑若泉先生那领这批材料时,他竟然问:“你就是张继平?你是女的!”文兵先生补充道:“我们还以为是个小老头呢!”郑老和文老的话让我羞了个大红脸。他们的玩笑话不只是对一个初涉画坛的后来者的赞许,更多的是对我的努力的鼓励与褒奖。从此,我也与这些美术界的前辈结缘,新的一页也于悄无声息中掀开了。
  《大别山中》是我绘画生涯中的分水岭,从那以后我和大山大水结了亲。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这山水画的创作之路我将继续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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