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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雅的笑容
 
安徽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发布时间:2014-03-31 09:57:28    来源: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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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张光年同志百岁诞辰而作
温跃渊

    1975年8月,我在《人民日报》记者部学习时,参加了全国第三届运动会的报道工作。白榕从安徽来京看我,尔后我俩一起去他当年在《人民文学》的老友涂光群家里作客。《人民文学》停刊后,老涂也改行搞体育编辑,前些年到安徽曾与他见过两面。那天在老涂家,我骂了一通江青,两位老兄听了,不住地捂着嘴直乐。
    “四人帮”粉碎后,老涂回到了《人民文学》,并且当了小说组副组长。1977年5月,他给我来了一信,信中说:
    “1975年夏季你在我家的那次聚会,你对‘四人帮’一伙的切齿痛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民文学》准备从第四期起开始发揭批‘四人帮’的小说,你同新闻界打交道较多,这方面的感受一定会有不少,可否试笔搞搞短篇小说?”
    经他这一提示,我便写了一篇以新闻界为题材的小说《太阳从东方升起》,不久就收到他们的回信,说我如果愿意,去京修改也可。这样,我在粉碎“四人帮”一年之后的十月初,去了北京。
    光群兄当时住美术馆后街的一个小四合院里,我的住地离他近,几乎每天都去他家打探那篇小说的消息。光群说,编辑部正在筹备一个小型的小说座谈会,范围小,只十来个人。他把我的小说看了后,认为不一定要大动,争取上十一月份小说专号,但稿件要经光年先生看后才能定。《人民文学》当时属国家出版局主管,光年先生此时为出版局顾问,重要一些稿件需要请他过目。而他此时却非常繁忙:中央明春召开全国人大,因为田汉先生当时尚未平反,他作词的国歌要修改歌词。光年先生正在参予讨论和修改国歌歌词。
    后来老涂向光年先生说,安徽这位作者在北京住着,等着他的意见,光年答应当晚就看。
   1977年10月16日,日记:
   “不用着急了。”
    下午4时,去老涂家,他打电话给光年同志后这样对我说。他并说,光年同志看了稿子后,要我参加会和大家一块讨论后再好好改。光年认为一稿人物关系倒还亲切,但不深刻;二稿片段还可以,散了一点。
    能参加会自然好!
    这是梦寐以求的。
    这也是我此次进京的最大收获。
    这或许是我在文艺道路上的一个转折。
    这下是可以从容一点了。原来所以急是怕既匆匆忙忙改不好稿子,也捞不到听会议精神。现在有此机会,我决心死记笔记,好好把精神带回去。
    10月18日,我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光群把我叫到了一边,给我看了光年先生对我小说的意见。光年的意见一般是不与作者见面的,但光群兄对我“网开一面”,偷偷地给我看了一下,我迅速地抄了下来:
    看了一遍,觉得太单薄,人物较生动,思想感情揭示又嫌浮浅。题材还新颖,但没有地方打动人。看完之后,觉得平淡无味,不痛不痒,未能在某一方面启发人或感动人(认识作用或鼓舞作用),据说作过改写,更差了。
    怎么办?我看先不忙提修改意见,可请作者参加(或列席)短篇小说座谈会,可能从大家发言讨论中得到启发。如他确有具体的生活感受,确实有感而发,我想他自己找到较好的修改方案(到底着重告诉读者什么东西呢?四人帮在新闻界的抓牙坏得很?四人帮利用、坑害工农兵青年?工农兵出身的青年走上不同的道路?新闻界老干部受压及其斗争?要这样舖开写,每样都写得不深,甚至越改越长,那就不大可取了)。
光年  10.15深夜
   “深夜”两个字,深深地感动了我。尽管稿件基本被否定了,但意见提得很中肯,很细心,在括号内的“着重”二字下,还画了两个着重号。我在那天晚上的日记中写道:
    我是打心底感谢光年同志的。工作那么忙,身体又有病,在周末的深夜里看了我的初稿,又还写下了那么多的意见,这本身,对我也是个教育和激励啊!
    下午,我和叶文玲坐一部面包车到了远东饭店。平房,小院,无卫生间,更谈不上洗浴一说了。我与山东的林雨和陕西的萧育轩同住一屋,得知他俩也是象棋迷,我立即买来一副象棋,三人摊在床上开始了车轮大战。
    10月19日,十年浩劫之后的第一次全国性的短篇小说座谈会在北京远东饭店举行。据说是不邀请新闻界,但他们信息灵通,还是来了几家报社记者。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张光年、刘白羽、周立波、沙汀、马烽、李准、张天民、王愿坚、张庆田、茹志鹃、韦君宜、萧育轩、林雨、赵燕翼、叶文玲、邹志安、高纓(迟到)、孙犁(书面发言)、刘剑青、陈骏涛、张家驹、丁宁、温跃渊。
    上午9时,光年先生面带他那贯有的儒雅的笑容,宣布会议开始。
     他先一一介绍与会人员后,代表国家出版局和《人民文学》编辑部,向与会的同志们表示欢迎。
    会如何开法?和大家交换意见,小型的漫谈,围绕着短篇小说问题,一两个,两三个问题,其目的是促进一下短篇小说创作。当然,不限于短篇,它不是孤立的,涉及到一些问题。会议准备开5天。有的可深谈,有的涉及到,有些深奥的理论性问题,我们不大能涉及到。会议的指导思想,就是毛主席的《讲话》,华主席的报告,十一大路线。还有别的?没有了。
    现在改革文风,我们也可改革会风,不做长篇大论,交流一些情况,交换一些意见,不穿鞋,不戴帽,中间互相插话,插断了再补充,不作总结,也无总结性发言,也无会议纪要,不报道,不请记者,不登报。如有的同志发言的某一部分有参考(价值),可作笔谈发表。这样可免去拘束。可从者,你就从;不从者就不从。从错者自己负责。其可参考者,参考之;不可参考者,不参考之。独立思考吧。
    现在会上座谈短篇小说创作问题,不可避免要对“四人帮”控诉,(控诉)他们的危害。在这个会上,我应该说实话,不懂没有发言权。文革那十年,我根本未看文学作品。自己水平低,在《文艺报》工作中犯一些错误,暂时把文学放下来,读了一些平生想读未读的书。可是不是文学书。甚至连《三字经》,到现在还吃不清楚。
    粉碎“四人帮”后,拿起笔来,学着写些韵文。也只能叫韵文。原来想洗手不干了。现在也只是学点韵文。老实交待吧,编辑部给我开了个名单,看了十来篇,未做笔记,做了点卡片。整个说来,很受鼓舞。我觉得我们创作水平没有降低。经过“文革”,老一辈作家经受考验,经受了锻练。读了好几篇,人物鲜明突出,是我们常见的可以理解的英雄。在艺术上,老年、青年作家也好,有探索,有收获,(给我)很大教育。原来觉得三五年(才能)慢慢喘过气来,现在看,濳力很大。我们有经验丰富的老作家,经验很丰富;中年作家,你(指茹志鹃)52,还算中年,精力旺盛。沙汀也好,立波也好,不能长期在农村。壮志未已,但有局限了。前一程跟外宾谈话,“四人帮”把我们文学队伍打散了,但是没有打垮!老一辈作家重新拿起笔来,中年作家,我们的队伍反而扩大了。文学队伍经文革十年,遭受浩劫,毁灭性的打击,但站住了,没有被打垮!在华主席领导下,重新集聚起来,这是了不起的事情,很十分难得的事情,足以引以为豪的事情。
    编辑部准备了一个发言,一个情况汇报,一些看法,一些观感,仅就杂志一年多的观感,先请《人民文学》的涂光群同志谈谈吧。
    光年同志就是这样,以他儒雅的笑容,十分谦和的谈话,拉开了这个十年浩劫后的第一次创作会议的序幕,使与会人员卸掉思想包袱,畅所欲言。
    马烽先生首先提出了两个问题,即废除《纪要》和正确评价文艺界十七年的问题。《纪要》即1966年2月《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把建国后十七年的文艺工作全盘否定。尽管粉碎“四人帮”已经一年,但当时“左”的思潮依然很厉害。这两个话题当时还没人敢碰。提这个话题,不但要有见识,还要有胆识。马烽话语一出,举座皆惊!我一边纪录,一边看了光年先生一眼,只见他依然是那样露着儒雅的笑容看着马烽,频频点头。
    那天下午休会。晚上我们在房间闲聊,马烽、王愿坚进来了。我说万里到安徽主持工作一个多月,就召开文艺界开会,宣布要尽快恢复文联。正说着,张天民进来了,问你们说啥呢?王愿坚说,说头等新闻呢!王愿坚“文革”中下放在安徽,对安徽很是关注。他回答了张天民后,又站到走廊里大喊:“茹志鹃快来快来,安徽要恢复文联了!”因为“四人帮”的头目张春桥在上海的《朝霞》上发过狠话,像文联、作协这样的机构要彻底砸烂,永不恢复!所以大家听说要恢复文联,都很兴奋。
    这时,光年先生也进到我们的屋里。先生带着他特有的儒雅笑容,对我们问长问短。后来,就向我们谈及了中央明春召开全国人大及征集国歌歌词的一些情况。对于我们来自基层的同志,光年所谈及的,都是属于高层的信息,所以大家听得很是专注。
    10月22日,会议算是一个高潮:下午,茅盾先生要接见大家!
    很可怜,没有大客车。要我们挤公交。会上一再叮嘱我们乘多少路车,在哪下,再转多少路车,下车再走多远。怕找不着路,我们几人结伴挤公交。好在我前两年在京城呆过年把时间,对北京的道路还比较熟悉。地点在东四的一个小胡同里。这是印尼原来驻我国的大使馆,文革中,被于会泳给占了,人称“于公馆”,很漂亮,很洋气。办公室里还有一个小健身房,桌上放着不同颜色的4部电话机。会议在豪华的小放映厅进行。刘白羽先说了一会话。4时,贺敬之、李季先生来。接着,茅盾先生来了。先生八十一岁了,穿着一身黑色的呢中山装,拄着拐杖。下午天阴了,于是决定先在庭院里照像。第一排安排了九个座位:左边为王朝闻、贺敬之、王子野、张光年,右边为周立波、沙汀、李季、刘白羽,茅盾先生端坐正中,八位中国文学界的大将簇拥着中国文学界的巨擘。
    照完像,众人又回到了小放映厅,光年先生安排茅公接见与会人员。那天参加会议并照像的有65人,但受茅盾先生接见的,只一二十人。按名单顺序轮到我时,光年先生微笑着说,安徽的温跃渊,来见见茅公吧。
    茅公因身体欠安,便端坐在沙发上。我走上前去,俯下身体,伸出双手紧紧地但又不敢用力,握着先生那双给中国和世界文坛留下了不朽之作的大手,一时间,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一个贫寒农家的孩子,尽管儿时便酷爱文学,先生的大名如雷贯耳,但何曾敢妄想有一天能得以面见先生?
    先生用他的浙江口音,问了我几句话,我唯唯作答,便退了下来。
    一会,光年请茅公讲话。茅公说,一个多礼拜前,茹志鹃去我那儿,我知道了有这么个会,我很兴奋。
    接着,茅公就长篇小说、短篇小说的创作侃侃而谈。谈兴正浓时,光年先生说:我们适可而止吧。
    大家知道光年护惜茅公的身体,只得依依不舍地站起身来,送茅公离去。
    短篇小说创作会开了6天,于1977年10月24日下午结束。在下午的会上,光年先生作为一位会议主持人,作为一位文学评论家,围绕会上大家谈的较多的问题,即文艺创作要从生活出发,从实际出发,作了较长的阐述,作了小结。关于小说创作这个话题,在“四人帮”的禁锢下,在中国已沉寂了11年之久,因而这次创作会的意义十分深远。《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作了详尽报道,对粉碎“四人帮”后的中国文艺创作,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和鼓舞作用。
    在这次会上,我用《人民文学》编辑部送的一个小本子,把会上的发言记了滿滿一本子,回到合肥后,我们即召开了创作会议。我那时在安徽创办了全国较早的一份文艺刊物,刊物拥有一支很大的创作队伍。我用一天的时间,把小说会上各位作家的发言照本宣科作了传达,给安徽的作者很大的鼓舞。
    时光过去35年了,光年先生儒雅的笑容时常浮现在我的脑际。我也经常想,纪念光年先生,就应该把他主持这次重要会议的发言纪要整理出来。那时没有录音机、录音笔这些先进玩艺。我不知道那次会上还有没有很熟练的纪录人员?也不知道关于那次会议的详尽的材料公布过没有?发表过没有?
    如果还没有,那么,我这里有。我希望能把他整理出来,这是中国新文学史料里不可或缺的珍珠,也是对光年先生的一个极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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