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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严阵的一段友谊
 
安徽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发布时间:2014-06-11 15:23:13    来源: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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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治家

   《新安晚报》人生百味专栏于2003年11月21日刊载了唐先田先生《严阵封笔》文章。唐先生以他的生花文笔和独特视角,对诗人的创作历程作了高度概括,对诗人的创作成就作了精辟的评价。我读之再三,感慨良多。我这个门外老汉,对严阵的封笔之意,不想说什么,也说不出什么。但唐文却勾起我近五十年前与诗人严阵交往的美好回忆。
    我与严阵初识是在1959年上半年。这年初春,省作家协会与《安徽文学》编辑部联合举办了一次全省青年创作座谈会,我作为一名业余作者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搞创作的人不多,参加会议的总共只有十来人。我记忆中有马鞍山的李黎,芜湖的王有任、王兴国,徽州的潘冠杰,祁门的吴健之,宿县写《凤追虎》的作者海涛,他因有事请假缺席。参加会议的人员,吃住在江淮饭店,开会地址在文化新村一间不大的会议室。座谈会从始至终均由那沙主持,《安徽文学》编辑部老编辑蔡向阳具体安排生活和会务。严阵、陈登科到会作了创作方面的讲话,鲁彦周也有个发言,他因外出采访未能到会。苏中同志刚从北京《人民文学》编辑部调至安徽,他是一位很有名气的评论家,与会作者每人选出一篇作品,他用周和笔名,一一写出评论,集结成一本小册子,作为与会人员的学习资料,我至今仍保存那本又黄又粗的纸张印成的资料集,现在看来,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这些作品在内容上不免带有浮夸痕迹,但也有不失文采之处。
    座谈会开了十多天,我随即回到工作地点繁昌。大概过了几个月,县委办公室戈永坤主任找到我,说是省里有位诗人严阵要来繁昌体验生活,要我选个蹲点地方。我略加思索,回答说:是否可以选在大阳大队。因为这里地处红花山下,是块革命老区,又是解放战争中渡江第一船登陆的荻港公社。戈主任当即表示要向县委汇报。没几天,戈主任说是费怀县长同意了,蹲点的地方就这样定了下来。
    严阵原在当涂体验生活,他想找个革命老区,在生活中感受革命斗争的生活实际,好修改他的革命斗争的宏篇巨著《山盟》,故又转来繁昌。为了工作的方便,介绍信指定他参加县委为委员,好像后来县委常委职务。
    严阵刚到繁昌,县长费怀亲自接见了他,还当即决定由我全程陪同他生活和工作。费怀很热情地留他在县城多住几日,但严阵坚持当天就去了大阳大队。
    大阳大队四面环山,环境优美,主峰红花山,北面长江,南面连接皖南群山。我们径直去了大队,受到早在队部等候的大队书记王沛如同志的热情欢迎,他们在队部东边腾出一间不大的房间,王书记和几名村干部一阵忙碌,打扫得干干净净,搬来一张木床、一张长桌、一条凳子,便是我和严阵的生活和工作的地方。记得当时睡觉的行李,如被褥、床单、连同枕头,都是我从家里带来的。后来他回到合肥,大队书记派人将行李全送到他合肥家里。严阵多次见到我,他和夫人朱英明都是不好意思谈到此事,说不是我的行李,怎能送给我哩!我说,做个纪念也好嘛!他还富有感情地说,我们在一起一年多,不仅同吃同住同劳动,还同床共被,枕的一个枕头,真好像亲兄弟一样啊!
    我们在大阳大队生活的那个阶段,正值我们国家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农村满目萧条,农民生活困苦,是我们在城里无法想象的。我们住下不久,发现我们生活与群众有点不同,老百姓都在食堂吃饭,可我们每餐都是书记从食堂里端来两碗干饭,两碗蔬菜,有时还蒸上一碗鸡蛋,严阵要我们在食堂开饭时间,亲自去查看一番,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大锅里煮的全是野菜糊糊。于是严阵要我们找书记郑重地谈了一次话,坚决让他取消了对我们的优待。
    当时的食堂,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产物,但它实际存在的问题是我们意想不到的。甭说具体弊端了,单从现象上看,情况就够严重的了。一个食堂,要管几百号人口就餐,农村居住分散,一般都有几里路程,有的相距七八里地,每逢开饭(实际是野菜糊)时间,群众扶老携幼,有拿锅碗瓢勺的,有提大桶小罐的,每餐都要排起长长的队伍,哭的闹的,吵的骂的,等到群众把食物拿回家去,已是冷糊糊了,遇上冬天,早冻成了冰块块。面对此情此景,我们都忧郁不己。我们找大队书记谈了话,提醒他要把食堂办好,不允许干部和管理人员多吃多占,严阵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是共产党员,要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啊!有一天,家住朱冲村一名五十岁左右的妇女,赤身露体,身上披一件用树叶做成的衣衫套在体外,来到大队讨要食物。我和严阵见到她,大为震惊,马上要干部把那位妇女送回家去,并妥善安排好她的生活。我们还意味深长地说:此事如处理不好,让她四处游荡,好象是一条反动标语啊!
    此时还有一种现象,一面是老百姓挣扎在死亡线上,另一面有些干部还在做表面文章。芜湖正在打造陶塘公园,荻港镇有口荷花塘,也提出“学陶塘、赶陶塘、超陶塘”的口号。大兴菏花塘公园,公园大门建起牌楼,荷花塘两边摆放石凳,荷花塘中心造起亭榭。我们所在的大阳大队,从山上砍来毛竹,在小溪旁建造竹亭,也赶着时髦要建一座什么公园。严阵后来多次和我谈心,心情沉重地说:老王,你看老百姓生活那么苦,我们干部还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哩!
    直到中央七千人大会召开以后,党的方针政策作了调整,农村情况才有了好转。我们深深感到,我们党是有能力有办法能够力挽狂澜的,我们对国家前途充满信心和希望。
    我们住在大阳大队,当时没有电视机,也没有什么书籍,除了适当参加一些体力劳动外,便去生产队走走,和群众在一起谈谈。因为这时国民经济稍有改善,我们的心情也稍有轻松。我俩常常敞开心扉,促膝交谈,除了谈及国家大事外,更多地谈论创作方面的话题,他一谈到创作,总离不开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的重要性。他通俗而辨证地谈到生活和创作的关系,他说,一个作家,一个诗人,如果整天坐在家里看着天花板,没有生活,怎能写出作品呢?同样,如果只有生活,不能高于生活,没有一个创作上的飞跃,又怎能创作出好的作品呢?严阵优秀作品的问世,充分证明了他对“生活与创作关系“的独特感悟。
    诗人常去芜湖,在逗留江城期间,总要去镜湖走走看看。他漫步湖畔,看两岸杨柳依依,湖面波光粼粼,听关于镜湖的古老传说,据史志载:此湖原名陶塘,是南宋著名爱国词人、状元张孝祥“捐田百亩,汇而成湖”,其水清澈可鉴,后人故称镜湖。诗人目睹其景,吟出了《镜湖曲》:“镜湖啊,你是一面美丽的镜子/摆在芜湖的梳妆台上/我时常从这儿经过/每次都得到不同的印象/并非我故意把镜湖说得奥妙/我从它的水面上看到了芜湖的微笑/南方的少女毫不经意地荡着双浆/波纹上闪动着新盖的楼房”。
    也就在这一时期,诗人从芜湖出发,驱车沿江而上,直到繁昌三山,途中数十万民工,摆开长阵修筑江堤,只见人山人海,红旗招展,场面热烈,感人肺腑,而这时又值阳春三月,两岸桃红柳绿,一幅江南如诗如画的美景呈现在面前,诗人激动不已,写出了当时轰动诗坛,至今仍留在广大读者记忆中而吟唱不衰的诗句:“十里桃花/十里杨柳/十里红旗风里抖/江南春/浓似酒/坡上挂翠/田里流油/……/山歌儿,悠悠,悠悠/。
    我们那时所住的大阳大队,属于荻港公社管辖。公社召开干部会议,一般都要邀请严阵列席。他去荻港,我也常去陪同。每次去荻港时,我们都住在渡江饭店。饭店的名字是因为解放战争中渡江战役而得名。当年许世友、聂凤智领导的二十七军,首先抢占滩头阵地成功,当时担任渡江艄公的舵手无为县毛老汉,领着十四五岁的女儿,冒着枪林弹雨,勇往直前直抵长江南岸,登岸后一位解放军连长写了一张字条,注明“渡江第一船”。那位女孩取名“马毛姐”,曾多次受到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接见。
    渡江饭店建在凤凰山上,虽只有两层,可从石壁下向上仰望,楼层似有几十层高度。我和严阵每去荻港都下榻在这座饭店的临江房间。我常常看到他,每每伫立在窗前,久久凝视着奔腾不息的长江。推开窗户,诗人好像张开双臂拥抱着滚滚东去的江流,而长江以它的磅礴气势,从他的窗前流过,又好像从诗人的胸前流过。诗人激情满怀,写下了“长江在我窗前流过/翻腾着金色的烟波/啊,这热情澎湃的河流/贯穿着我的祖国/每天黎明时分/它总以潮声把我频催/每当夜晚降临/它又以涛声抚我入睡/。”诗人的《车行在江南公路上》、《杨柳岸》、《桃花汛》、《打麦歌》、《采菱歌》等多首诗篇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严阵来大阳大队住下不久,县委办公室戈永坤主任(作者在《牡丹园记》中误将戈主任写成郭主任)邀请他去赤沙公社境内的狮子山牡丹园参观访问。我当时因留守大队未能陪同。
    狮子山地跨繁昌、铜陵两地,山高林密。从任何方向看去,此山都好像一头卧伏的狮子,脑袋伸向铜陵,俯视长江,后尾山脉与皖南九华诸峰接壤。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在此建立临江中学,招收逃难来后方的青年学子,培养出许多革命人材。“皖南事变”中不少新四军干部战士从这里突围去了江北。山上原有一座古庙,据说有九十九间半房屋,几经战火,被毁后仅剩下二三间。山顶有一块几百亩面积的平坦土地,中间开辟一块牡丹园。严阵一行在山上作了短暂小住和采访,后于1961年1月写成的散文《牡丹园记》发表在《散文》杂志上。散文一经刊发,曾轰动散文界,在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索要者众多,一时已成洛阳纸贵。后来,这篇散文陆续翻译成英、日、法、俄、德多种文字,推向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中学语文教材也选为课文。繁昌在编篡县志时,也将该文收录书中,他的《牡丹园记》和历代文豪李白、王维、王安石、文天祥等名人留在繁昌的诗词歌赋,永载繁昌史志。此后,有许多读者或当面或写信向他讯问,也有人向我打听:《牡丹园记》中的牡丹姑娘,上大学回来没有?现在什么地方?还有那白牡丹夫妻俩呢,他(她)们现在还好吗?
    一年多以后,严阵结束了深入生活的地点——大阳,回到了合肥。后来他因公两次来过繁昌,我因担任了文化局长常去合肥开会,我们互有往来。我每去合肥,都要去他家看望他和他的夫人朱英明,而每次都要受到他和朱英明的热情招待。我有个十七八岁的小同乡詹其乐,当时是合工大一名在校生。他对严阵很崇拜,自己又想走文学道路。有一次我冒昧地带小詹去严阵家。我深怕严阵不高兴,但出乎意料,严阵夫妇对小詹十分热情。中午留我俩吃饭,拿出了茅台酒招待我们,这是我们第一次目睹茅台、品尝茅台,印象深刻,难以忘怀。特别是严阵对一位青年的真诚相助,更体现一个作家的高尚人品,他一再谈到,要小詹一定要脚踏实地的搞好学习,不能轻易放弃或影响所学的专业课程。后来小詹考取了研究生,成为一名很有成就的科学工作者,并通过严格考试,现在深圳担任由国家兴办的天鼎化学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虽然很关注严阵的诗作和他的行踪,但由于种种原因,仅看到他的《天安门颂》一首长诗,我们之间也就没有任何联系了。
    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大概在1978年上半年,召开全省文艺工作者会议期间,我是芜湖地区代表团成员,因此,我们很快又有了见面机会。这次会议在特定历史情况下代行了代表大会职能,通过了恢复省文联建制的筹备工作报告和新的章程,选举产生了省文联和相关协会的领导机构。严阵的《天安门颂》在会上受到了批判。
散会那天上午,我们有几个代表准备去看看严阵。但他们后来没去,我只得一人去了严阵家。待我上楼几次敲他家门户,总不见有人出来开门。没办法,我便下楼离去。正当我走到楼下,只听“咚咚咚”声音有人从楼上下来。我回头一看,不是别人,原是严阵的儿子。他叫住我喊:王叔叔,我爸听到是你声音才让我来请你回去。
    严阵见我去看他,很是激动,也很有感慨,他说:老王,非常时期,你来看我,我很高兴。我一面安慰他,一面问他批判《天安门颂》的根据,他听了反而镇定自若,说诗中几句批邓的话,并非我的手笔,原是编辑所加,听说已有人去北京调查了。我俩谈了很多,我自然引用文化大革命中常用的那句话:要相信群众,相信组织,问题一定会解决的。后来才知道,严阵的《天安门颂》长诗中几句批邓的话,经过调查,确为编者所加。
     1981年,我调来省直单位工作,和严阵居住的文联大院相距不远,但见面的机会反而很少。他定居北京,我们已有二十多年互相未通信息了。2007年八月份,我住在南京儿子家,接到女儿从合肥打去的电话,说安徽大学王宗法教授找我,称严阵来合肥参加全省作协会议,想和我见面。我当天赶回合肥,立即和严阵通了话,并约定见面时间。第二天,我去他下榻的梅山饭店,他已在房间等我了。老友会面,真是相见甚欢,谈兴甚浓。回首往事,恍若昨天。当年我们都是二十几岁的青年,如今,我们已经年逾古稀,耄耋将至了。我们自然是旧事一叙再叙,感慨没完没了。我知道作协会议下午闭幕,几次告别离开,他一再让我留下再多谈一会。直至五点,我坚持离去,他直送我到大门外,目送我远去,他不停地招手致意,我也一再回头,向他表示谢意,我俩都好像默默地在心中祝福:保重!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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