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敬佩那些“三年不窥园，十年成一赋”，甚至毕生治一经的专家，也爱读他们抽丝剥茧、曲径通幽、细致钻研的佳作。只是幼年爱好广泛，在绘画书法等方面下过功夫，加上读书养成杂览的习惯，做学问兴之所至、自然而然地踏上了杂而不专的旅途。
我大学学的是中文专业，但在校期间发表的第一篇习作是刊发在《社会科学战线》的哲学论文《关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统一性问题》。我的专业是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除了写些业内文章，还撰写发表过不少非专业的文字。如用不好听的话来讲，是杂乱无章、不成体系。如用好听的话来说，可谓知识面宽、视野开阔。我以为，治学不论“专”与“杂”，微观与宏观，考证与综合，关键是要养成独立思考，善于发现问题的习惯。
我每写一篇文章或一部专著，总要找到自己的视角、感悟和观点，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新意”。这可以是视野转换而开拓新领域，也可以是对老问题作出新的解读和阐发，还可以是新材料的发掘补充并完善旧说，等等。
于我而言，这种“新意”的产生，多半是现实问题的触发，或曰时代课题的困惑，拨动脑中已有知识储备的琴弦，并伴随旋律泛舟和潜入古今中外相关学术积累的海洋，爬梳剔抉，劈波斩浪，驾驭自己的一叶扁舟，激起一两朵飞溅的浪花。
我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文学横向发展论》，198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列入当时颇有影响的“文艺探索书系”出版。正是改革开放的时代呐喊，唤起我大胆提出“文学横向发展”的新命题。
但研究新命题，撰写一本专著，最大的麻烦就是没有现成的路可走，可资借鉴的材料相对较少。我只有采取笨办法，沉浸到各大图书馆，包括请海外的学友帮忙，“上穷碧落下黄泉”地搜寻中外文学及文化横向联系的线索，思考并发掘其意义和价值。最后，我的思路越来越清晰，在当时文学研究多专注于纵向演进的基础上另辟蹊径，从一个新的侧面对中国及世界文学横向交流的历程、特点和规律，及其对改变文学内在品格和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影响等，作出了自己的探讨。
前些年常有出国的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在英美及日本的街头书店和大学图书馆里见到我写的《中国文学史演义》。该书最初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在1994年2月出版，连续重印多次；台湾正中书局购买版权推出中文繁体字版，再版重印已达50余次。多家出版社先后再出该书。
若说这本在海峡两岸畅销常销的图书有什么可取之处的话，我想主要是它适应了社会需求，30多年前社会大众迫切需要了解文史知识。当时，摆在我面前的难题是，写一本大家都可看的文学史专著，如何融理论与形象于一体，汇学术与艺术于一炉。
由今观古，我想到用传统“演义”的形式来写学术史。演义作为由宋元之际讲史话本发展而来的一种写作体裁，既可以叙述故事、描绘人物，又可以援引例证、插话评论，正符合生动活泼地呈现文学史精彩过程的要求。
当然，这类写作也有难点，即注重演义的生动性和趣味性的同时，必须把握学术的严谨性和科学性。这一点我时时提醒自己，以使读者在悦心明智中获得准确而有价值的文化滋养。
我一直坚持，做学问就是要把握时代脉搏，在事物的普遍联系中透视和探寻一个个具体问题。
在我发表的数百篇文章中，影响较大的便是《君子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该文于2014年6月13日刊发于《光明日报》头版头条，《新华文摘》等众多报刊及网站予以转载和推介。
这篇论文的写作，也是由现实问题触发而来。当时，习近平总书记就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如“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等。这些论断不仅是共产党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新认识和新定位，也是向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的有待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
经过反复思考，我尝试从君子文化的角度，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重要精神，对传统文脉的精神内核作出新阐发，提出便于对接的通道和平台。我在该文中提出：君子文化堪称中华民族千锤百炼的文化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和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活态嫁接的老树新枝，也是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的广阔平台和有效渠道。
拙文发表后得到各界的积极肯定，很多高校和社科院纷纷设立君子文化研究中心；安徽、湖南等地还成立全省性的君子文化研究会。
我在从事文艺理论、美学及比较文学的研究之外，写了不少像这样的有关精神文明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的书。学问是社会之公器，自然应在更广的范围里为社会服务。我不赞成躲在象牙塔里做学问，知识分子理应为公共文化建设作出贡献。
如为写作《起点——中国农村改革发端纪实》，我深入皖东大地，阅档案、访当事人，凤阳县小岗村、肥西县山南公社、来安县魏郢生产队等去过多次，向农民及社队干部了解当年改革的实情，有些细节反复核对。同时到相关省市采访有关领导，到县市档案馆查看当年的县委会议、市委会议记录。这本书归类为纪实文学，更是农村土地改革的历史书。我把当年的农村改革放在一种更加宏观的历史角度里加以考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看清来龙去脉，了解其意义和价值所在。我希望不仅说出“是什么”，还要说出“为什么”。这本书后来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图书奖”等多个奖项。
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我做学问多半受现实问题的触动，进而回眸和检视古往今来同类问题的研究成果，再在古今贯通的广阔背景与学术积累上思考和酝酿自己的解答。这一过程，或可用“由今观古，以古通今”名之。
*《光明日报》2024年10月18日第01版，作者系安徽省君子文化研究会会长，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记者常河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