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徽道》读后

赵凯

    新世纪以来，当代小说创作开始出现令人关注的叙事转向，立足于本土体验与民间体验以及对小说文学性的坚守，成为众多作家自觉的审美选择与叙述范式；对历史与现实的深情思索以及对人生人性的冷峻解读，使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在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的体裁中复活，王祚宏就是在这样一种文学语境中从事他的长篇小说《徽道》（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出版）创作的。洋洋50万言的文学书写，让徽州现代一段人文历史尽收其中，同时凝聚了作家对人自身生存境况与生存意义的独特体验，也积淀着作家浓烈的悲悯情怀。
    《徽道》最重要的文学贡献，就是为读者呈现了一个新的“徽州女人”的形象。古语凝历经磨难而又充满传奇的人生命运，不是用“红颜薄命”这句成语所能概括的。俗话说：“新安江的水就是女人的眼泪。”在以往徽商题材的文艺作品中，几乎无一例外地会出现这样的画面：一个成功的徽商形象背后，有一个寂寞空守、忍辱认命的“怨妇”形象。“望夫”成为徽州女人的宿命。而在《徽道》的古语凝身上，对“徽州女人”的文学描写与性格定位，显然已经超越了过去的认知疆域，而活生生地凸现出一代徽商女子新的精神面貌。
    作家为女主人所设置的“生活场景”，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徽州，那是一个外辱内患、民生煎熬的年代。曾经鼎盛一时的茶商何家，也不可避免地处在风雨飘摇的崩溃边缘。古语凝首先面对的是一个即将衰亡的家族与社会中莫可名状的躁动、挣扎、堕落与绝望……在封建家族、宗族与旧政权势力的多重挤兑、欺压下，艰难谋生，重振家业，并在战乱频仍中挺身而出，捐资组织抗敌义救社，兴办徽凝女校……作家笔下的古语凝是一个深明大义、智慧果敢的新女性形象。她的与众不同，正是寄托了作家对“徽州女人”，对徽商的新的理解。在小说中，古语凝的人生经历与爱恨情仇，演绎出“家族史”与“民族史”的生死相连，“商道”与“商术”的异同冲突，“个人情感”与“家族利益”的两难之境。她丰满的情感经历以及在命运沉浮中难以抹煞的悲剧性色彩，无可置疑带有时代与历史的烙印，为小说的内容增添了厚重。但真正构成小说内在活力与审美意蕴的却是这个人物极富个性光泽的人格特征。
    小说的基调是沉重的，古语凝这个善良女性的身上负载了过多社会的重负或人性的压抑，特定的历史环境使她无力面对生存与人性之间恒定的矛盾冲突。虽然新社会的曙光已经出现，但残存的社会恶势力仍然扼杀了她美好的生命。华锦公的专横霸道与汪惠卿的穷凶极恶，显然是作为古语凝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善与恶的鲜明对立，酿就了小说的悲剧性冲突，开掘了一部优秀作品应有的历史深度与人性内涵，当然也同时传达了作家扬善惩恶的价值取向。
    据说《徽道》是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但其小说的语言却出手不凡，徽州的山水在其笔下神采飞扬：“高处看起来，很有气势的河水生动地从龙首山脚下甩头一拐，游走于鹅黄绒般的盆地中间，盆地里的满目绿色就陡然亮出一抹流动的清白，再绕着一座座极具水墨韵味的粉墙黛瓦村村镇镇，朝着重重叠叠的深山游去，满目山水竟头动尾摇地鲜活灵动起来。”在优秀的文学叙事中，“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徽州这块饱含着丰厚的文化遗产与美丽的自然风光的土地，赋予了作家蓬勃的生命活力与旺盛的创作精神，放飞心灵，激扬文字，《徽道》的人性诉求与悲悯情怀也由此显得饱满而生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