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日用而不觉的纸，在人工智能、网络文明时代忽然有了神圣的意义，就像汉代纸张发明之后，碑刻与简帛便成了经典的象征。尽管纸在今日依然是重要的书写载体，但也在日常中更加凸显出底蕴与神性。张扬新著《纸书》以文化散文集的形式为纸立传，更具体地说，是为桑皮纸立传。
这是一种“格物”的写作，格物以致知，以洞悉纸这一“物质”与“物象”的意义。一张好纸的问世，涉众极广，先秦《考工记》说：“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所以，要写纸，就不能只写纸，要写纸是“时间与地理的秘酿，自然与人文的演化，物质与精神的融合”，要从眼中之纸写到胸中之纸，写纸的生发土壤、制作技艺、历史脉络、承载文明。这对作者的情怀境界、知识结构、经验阅历都有着很高的要求。正如鲁迅文学奖得主陈先发所说：“世间造物繁复而精妙，张扬以好奇之心、热烈之气、才情纵横之笔，撷取造纸史上独有品类，抽丝剥茧，格物抒怀，兼涉山川胜迹、人文风气和逸闻杂谈，眼界阔而用意深，读到会心处令人击节而叹，余味绵长。”
《纸书》似一部“民族志”。桑皮纸是安徽岳西、潜山一带的特产，其穿越千年的古法技艺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一张纸，纸便有了人文地理学的内涵，就像张扬所说“纸与大地就存在着血缘关系……纸并不蹈空，而是根源于大地”。在《敬惜风》这一章，作者巧妙地将自然之风关联到“敬惜字纸”的民俗民风，他像做文化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那样，数次寻履甚而常住于山乡田野之中，以一种“在场”的姿态既观察也参与，对当地的历史文化、乡风民情、日常生活进行深度描写，真实且令人信服地还原了这片产生桑皮纸的土地风貌。
《纸书》如一篇“考工记”。《考工记》说：“知得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纸书》里既繁复叙述后世“巧者”“百工”对造纸技艺的传承和发扬，更是浓墨重彩讲述蔡伦的“知得创物”“首创之功”“功在汉代，利在千秋”。《简帛后》一章中，写道：“在汉代，上上下下，不约而同，形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要造纸，其目的在于以纸代简。以纸代简，在整个汉朝，变得无比迫切和举足轻重”，指出简牍“已经不适应雄心勃勃、励精图治的大汉了”。这些文字可谓借古喻今，为当下迫切需要的技术革新、工匠精神，乃至破解“卡脖子”的困境，找到前世之师，极有镜鉴启示。
《纸书》像一幅“文脉图”。纸所承载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文脉春秋、文明历程，张扬并非写一部巨细无遗的中国文化史，而是构建他自己的“文脉图”。文脉即如历史叙事，是一定史观与逻辑下的事件材料择取与组合。《纸书》的史观与逻辑就是以纸书为中心，聚焦圣人造纸后的连锁反应。三国时军事上的纸书打趣、情报传递，文人以纸书“抒写性灵，歌唱情感”，坊间出现以抄书为业的“佣书”群体，人际上出现鸿雁传书的诗意情谊，以及书法、绘画、笔祸等，从而勾勒出一幅别样的文明史。唐代画家韩滉以桑皮纸绘出《五牛图》，宋元明清四代又历经赵伯昂、赵孟頫、元太子、唐古台、项元汴、汪庭坚等人收藏，入藏紫禁城后又于晚清被八国联军洗劫至国外，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回归到北京故宫，这条文脉的背后又折射出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
《纸书》对自然葆有尊重、欣赏与敬畏之心的态度。书中有不少将万物视为生命、与自然展开对话的书写。在《桑树魅》中，张扬写到“桑皮纸是物质的、有形的，它也是形而上的，蕴含着抽象的道理。从桑树皮到桑树纸，是一个化普通为神奇、化坚硬为柔软的造物过程。万千桑树枝，砍了可以再生。一根根桑树皮，蜕变成一张张桑皮纸，而后以柔克刚，以有形抵抗无形，在时间长河中，经历百般考验”，以树拟人，认为其坚韧的品格、涅槃重生的境界，熔铸转化于桑皮纸中。
从《纸书》中也可以看到张扬对于当代散文创作的某种创新。《纸书》中有不少知识性的陈述，以及学术性的思考，至于引经据典更是信手拈来，这样的笔墨看上去有违散文抒情文艺的腔调，但从中国文章传统来看，这实际上是激活了“基于‘道’、通于‘史’、及于‘物’、彰于‘文’的文章传统，扩大了散文创作的天地”（学者汪卫东语）。《纸书》是一部从书斋走向世间、从个体走向集体、从蹈虚走向坚实的散文精品。
来源：中国艺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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