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晓静
许辉的短篇小说，颇似他新近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人种》的封面装帧，清淡质朴，节奏舒缓，着墨不多，耐人寻味。《人种》收录了许辉1983年至2007年间创作的短篇小说20篇。阅读这些作品，你可以看到原汁原味的生活与生命状态，看到纷繁复杂的世态与心态，看到各色小人物的生存与精神实况，面对这样一个个“实在的境界”，我们很难不去想象，不去欣赏，不去感受，不去思考。
创作于1996年的《碑》，以倒叙的手法写中年男子罗永才在上一年清明节前为妻女立碑的过程。小说没有太强的时代感与故事性，更加注重行为过程与情绪状态的呈现，通过罗永才的视线和心绪来表现景物、人物的存在。由于罗永才刚刚经历失去妻女的巨大悲痛，精神上有某种失魂落魄的迟钝麻木，作品也用一种近乎淡漠的从容写景写人。在小说中，墓碑既是一件实物又是一种意象，是曾经鲜活生命的标志，是生者对死者的永久怀念；洗碑与立碑的行为，都是对生命的敬重。作品深沉的情感、深邃的思想、玄妙的哲思，在看似平静的叙述间，在看似平淡的情节中，在看似平和的人物身上，若隐若现，让人很难从小说营造的氛围里跳将出来。
创作于1988年的《新观察五题》，如同影视摄影师用不同的镜头、在不同的机位、以不同的方式拍摄的生活纪实片，展现的都是农村的某一天或某个瞬间的生活及人物场景片段。有的似固定机位的拍摄，有的像追踪拍摄，有的是细部特写，有的拍摄机位与镜头可随意调度、无处不在、无所不能。五个文学观察虽然都有叙事者在场，但由于观察目的不同、观察者投入情感的不同，其观察方式与介入画面的程度也很不相同，正所谓“阐释的内容取决于阐释的态度”（罗伯特•斯科尔斯语） 。作品像电影画面一样表现人物景致，使文学叙事在达到视觉叙事效果的同时，又让作品中的人与景都弥散着浓浓的故事韵味。只是，这种知识分子式的观察、关注、欣赏，与被观察者之间，有着略显生硬、令人尴尬的距离感。《花大姐》和《变形三题》（1991年）载录的是乡下女人的几个片段式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情态，透过这些经典真实、平淡无奇的生活表象，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个环环相扣、颇为相似、循环往复的生活与生命之链，跨越生活与生命的具象、时间与空间延展、历史与现实的界限，仿佛世世代代都是如此，都会如此。
这些作品，在模糊了时代背景的同时，也模糊了小说的故事性，清晰呈现的是某种存在状态，即便有少量能够透露些许时代元素的词，如“汽车站”、“机面”等等，其所属时段也是相当宽泛的。
还有一些具有很强时代感的作品，虽然作者刻意淡化了意识形态的介入和价值判断，竭力避免直接陈述人物的思想与感知，但我们仍然可以从小说的进程陈述中，发现作者对世态的态度以及耐人寻味的深沉意义。
《十月一日的圆明园和颐和园》和《游览北京》都创作于1994年，男主人公的身份与生活状态也极为相似。《十月一日的圆明园和颐和园》写一位试图去北京寻找文学事业的发展与突破的作家，遭遇的却是文学的衰颓，如同已成废墟的圆明园，无奈地迎来人们对她往日雄伟辉煌的真诚凭吊；又似曾经尊贵无比的皇家园林颐和园，纷繁嘈杂地充斥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营销手段与伪文化书籍。作品中的“我”，在误以为妻女来京共度国庆无望的情况下，独自游览了圆明园和颐和园，当“我”正欲开始一段令人向往又有些畏惧的婚外情，妻子、女儿却突然出现在眼前，浪漫的出轨未尝辄止。《游览北京》中的“我”，来京城寻找文学提高发展的途径，创作的文学作品“即使发表了，稿酬也低得可怜”，“找到的临时挣钱的工作又很不理想”，百无聊赖之中，只好前去游览北京的各种博物馆、文化科技馆。与前一篇作家越是想表达的思想、情绪、感受就越是隐在字里行间的方式不同，《游览北京》的情感和情绪表达更为直白、直接。主人公“有许多时候感觉心灵孤独、性格压抑、情绪遭受挫折”，就连街上到处都有站岗的武警（可能是首都有级别较高的国事或外事活动），也会让“我”有种心虚心慌的感觉。游览北京之后的感受，多为反省文化艺术，反省军事威力的迅猛发展及科学研究的普遍贬值，反省人类的薄情寡义、欲望无边之类的警语箴言。阅读这两篇作品，会让你产生这样的感受：在庞杂社会的芸芸众生之中，个人的现实存在价值与自我感觉之间有着无奈而又巨大的反差；现实中的自己无足轻重、无关紧要，就连来自异性不期而遇的欣赏也都错过了。不过，作品的意外结尾，总是那么耐人寻味，催人遐想，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让人觉得我们虽然绝望，但我们仍有希望，仍然抱有希望。
《蚕》《吃米饭的人》《城里来的人》创作于2003年，写的都是小城镇里人的生活。《蚕》是许辉难得一见溢满温情的短篇小说，叙说没有血缘的温馨亲情，青梅竹马的温存爱情，时空跨域近五十年的温柔怀旧。《吃米饭的人》说的是北方人庙文化来到南方讨生活，靠自己的本分、厚道、勤劳，娶了一位吃米饭的南方女人，虽然他对自己的生活与家庭很满意，却仍旧希望自己的女儿将来能嫁个有钱人、做官人。《城里来的人》讲的是从省城去乡下办事的晁若轻，在车上偶遇从省城回家探望父母的风尘女子靳楚楚，两人在靳家所在的小镇，发生了一些说不清的故事。小说中，作者都只写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清的表象，深层的内里留给读者自己去体味、想象，作品留白的空间非常大，如《城里来的人》中，靳父对女儿的不满意，靳楚楚处处留心生意的职业老道，晁若轻对靳楚楚的复杂心态，两人之间一些狎昵的举动与对话等等。
在这类作品中，作者不仅写世事的复杂，也写人与人性的复杂。在《麦月》（2006年）里，瘸子老顺可以心安理得地将劣质饮品、食品卖给小学生，却不忍心把劣质水卖给来乡间采风拍摄的“戴眼镜的男人”，即便给高价也不行，只是因为他担心城里人“喝不惯”；“戴眼镜的男人”有心要把老顺的劣质“瓶装水全部收购过来”以尽一份“社会责任”，却对路过此处急需有人帮助的三轮车主熟视无睹、无动于衷，最后，“干瘦的车主和瘸子老顺拼尽全力把三轮车推动起来，戴眼镜的男人看不下去，也跑过来帮忙推车”，还引来了几位“小学生骑着自行车从后面赶过来”帮忙推车。2007年，瘸子老顺又出现在《在卫运河艾墩甸的高坡上》。真实可信的叙述、真切可感的描写，时间在日复一日的流淌中偶尔激起的几朵浪花，点染了同一地点、不同时间发生的尘世故事。不知在等待何人的少妇甸生娘，来历不明的女婴，不知谁是甸生的生父。靠向小学生兜售劣质食品饮品谋生的瘸子老顺，竟有善心要收养被别人丢弃的女婴；明明是一对情敌的二官和蒿子，却能一边争执一边结伴同行去京城打工；狗屠明明是无证商贩，却能理直气壮地在警察的责骂声中贩卖私自宰杀未经检验的猪肉；老顺明明不符合收养女婴的条件，黑脸警察却想方设法、灵活变通地在完成自己免责手续的同时，也随了老顺的收养心愿。善也罢，恶也罢，真也罢，假也罢，许许多多的不可思议，在这个时代都成了真真切切的事实。
《人种》还有一些短篇小说写的是行走与找寻。这些行走与寻找，有的是好奇心促成，有的是心灵空虚促成，有的是生活压力促成，有的是工作紧张促成……他们在旅途中寻找，在乡野里寻找，在城市里寻找，在宗教里寻找，在精神上寻找。
创作于1983年的《库库诺尔》，表达了执着少年对不可预知的向往。“风使劲推他”，“但他很快就适应了”，他觉得“人走上高原，就变得强有力，就变为强者，就坚强”，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作品中蒙族汉子的质朴豪爽，青岛姑娘的善意善举，都是对无畏少年的一种赞赏。在少年勇斗戈壁蛇一节，他捧着一束鲜黄色的金晶花，用花“狠劲砸”蛇，稚嫩少年的无所畏惧与坚毅柔情跃出纸页，一如文章的结尾，“风可真野，真狂。”
《尕海》创作于2001年，写一群游客在旅行中等待新的旅行，在等待中发现人性的复杂，在发现中寻找新的旅途。这群人中有善学好问的日本旅游调查员，好奇好动的残疾中年白人，随意拿僧人信仰开玩笑的“讲汉语的女士”，被虔诚信仰者深深吸引的尕海茶面馆女主人。游客们十分向往大草原的辽阔、自由，千里迢迢来到草原寻梦，而真正长期待在草原上的人们，却感觉生活单调得近乎无聊，于是就把灵魂托付给神灵和宗教。可见，草原内外的人们都不满足于现状，都在寻找某种神奇的变化，寻找真正的身心自由与安然。
《樛藤河两题：河、源》（2002年）和《桑园湖》（2003年）也是写或同向或异途的找寻。慕时远和胡新路，一个文人气质，一个商人气息，一个沿河徒步行走仔细观赏，一个开车直奔河源粗略一瞥，虽然他们看到的只是生活的表相，却懒得去探究、思考，或者假装不去思考；他们都在试图寻找内心的安宁，却很难找到精神的皈依。在信息化、市场化、城市化的现代化浪潮中，乡村俨然成了人们放松心情、缓解压力的梦想家园，真亦乎？梦亦乎？人们总是在不断寻找他人所弃，不断失去自己所有；乡村成了城里人的向往之地，而城市则是乡下人寻梦的所在；乡下人要去城市里奋斗，然后扎根；城市人会去乡下欣赏一番，然后离开。这就是《桑园湖》中的贾为军和小巧。
被各种事务纠缠得痛苦不堪的边慕鱼，在周六一大早，推开所有的事情前往紫蓬山旅游，打算好好歇息两天。他在山上独自欣赏自然风景、清净庙宇的同时，还见到了山里人忙着做生意——送城里人上山，见到在省城做电脑销售生意的中年男子去山上的寺庙做义工、找“绵静”。下山一回到市里，他又忙着将先前推掉的事情统统揽回，还抱着“纷纷攘攘的紫红色的玫瑰”，冒着小雨乘坐晚车去看望一位亲近的异性。创作于2003年的《紫蓬山》，表现了人在世俗物欲和内心安宁的渴求间游走不定。
同样是行走，但行走的心态很不相同。从“我”（《库库诺尔》）的那种无所畏惧、韧性十足、刚中有柔、略显狂野的征服欲，到丁家勇（《尕海》）的冷眼旁观，从慕时远的边走边看边问，到胡新路“一路向前”的果断，从贾为军之行的亦真亦幻，到边慕鱼在大自然与寺庙中的暂时逃离，他们行走的动机与目的地，越来越难以确定。再到《园子里的蜗牛》《受伤的鸟》（2003年）及其后的《桑月》《槐月》（2006年），作品中就有了更加柔软、宽广的东西在里面，有了更多的人性关怀，有了更广的宇宙视角，将人的生命情感与大自然的生命情感等量齐观。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还时常将视觉与视点是作为一种积极的探索工具，引领读者以文学的方式，去发现生活具象更深层的浓郁韵味，让人在阅读作品的同时，欣赏并享受生活的本真朴实、原汁原味，从中发现深层的意义。《新观察五题》就是这一类作品的最初尝试。随后，类似《新观察五题》这种交待拍摄机位式的、有画面感、方位感、距离感以及镜头调度感的文学观察文字，在许辉的短篇小说中经常可见，“这就是我们的视界”（《麦月》结尾），而这个“我们”不仅仅局限于人，也可能是蜗牛、月桂、柿树、麦原、麦穗、桑叶、池塘、槐树、泥鳅、龙虾、水草……
《桑月》里也有对视界与视点的明确交待：“青麦的原野里一切看起来都差不多”，“现在，我们的所在是红草沟”，“当我们一愣神想到这一层事物的时候，麦原的幻灯片式的画面已经由全景切换到了局部”。作者先将读者领入“青麦的原野”“幻灯片式的画面”，随后迅速将镜头“切换到局部”，通过麦子们的视线，看见“一位八十余岁的老农”在雷暴将至时仍要下地干活，他的重孙在年轻妈妈的看护下，去喊曾祖父赶紧回家。《桑月》使植物的生命与人的生命相映并进——老农亲眼目睹野生桑树从“接近田埂的一枝小嫩桑”“已经发青的独枝儿”，长成“一棵拇指粗、挂了数十颗桑果儿的桑树”，再长到“小靓桑的皮肤突然崩裂了”，他在去世前不久，还专门去看看桑树，尝尝桑葚；老农最后是在给牛喂草时“倒在牛圈里的一堆陈年的麦草上，永远地睡着了”，他就像“小麦和野生的那一棵（或几棵）桑苗独自生长着，自我完善着，几乎不为人知地走完自己的一生”；麦子的基因一茬一茬地延续着，习惯劳作的老农、孝顺的孙子、重孙，也构成了生命的延续、传承、循环。
《园子里的蜗牛》《受伤的鸟》是以蜗牛、月桂等的视角，去看待城市和人，看待追求真正的自由和自然。在作品里，人与大自然的视线、思维、情感可以转换、互通，天人合一的思想得以实现；新神话主义使文学的想象如虎添翼，作者的胸怀、读者的视野也随之越来越博大、宽容、仁慈。
小说集《人种》中的短篇小说，往往截取一个时段、一些瞬间、一段对话、一个场景、一些片段，或细致或简约地描述生活与生命的某种状态，而将人物的情感、作者的思想隐于那些存在状态的背后，融在所呈现画面的留白处。功力深厚的打磨，消蚀了作品精雕细刻的所有留痕，看似平淡朴实、自然天成的语言，总会让人感觉到有些难以言说的深邃思想和深刻含义。许辉短篇小说的语言，是一种非常本色的语言。这种“本色”，指的是与作品本身（包括叙述语言、人物对话等）相契合的语言。写乡村，用的是有乡村风味的语言；写小城镇，用的有小城镇风情的语言；写都市，用的是有都市风格的语言。这种语言的本色与作品内容浑然一体，毫无隔膜，毫不做作，让人自自然然、不知不觉地滑入作品营造的气氛与情境之中。由于作品留下的想象空间非常大，读者的每次阅读，都会有不同的感受与发现。
“他做着梦，在梦里听见了远处的歌声。”这是《紫蓬山》的结尾，也是《人种》短篇小说部分的终了句。这样的句子，很容易让人想起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弗《佩德罗•巴拉莫》中的祷告词：“有风，有太阳，还有云彩。上面是蔚蓝色的天空，后面或许还有歌声，或许是最好的嗓音……总之，存在着希望。尽管我们很悲伤，但我们有希望。”
生活总是伴随着痛苦，生命终需付出代价，生活与生命的本真，也许就是“一个实在的境界”，从从容容、自自然然。抛开世人强加给生命意义与时代生活的冠名，以“我生命着，我才知道了这一切呀”的心态，去感受生活的艰辛与无奈，感受生命的顽强与承继，感受精神的凝重与空虚，在一种生命体互为感应、生灵相通共融、顺其自然、踏实从容的生存状态下，平衡心态，安顿灵魂。
阅读许辉的小说，究竟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文学享受与心灵触碰，我想，答案应该是多解的。生活或许原本就是无解抑或多解，精神也会四处游荡永远都在寻找归宿的路上。让我们打开许辉的《人种》，伴随着文学，一起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