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雨

一

     我在小城里做律师，写作是我的副业，而且是个很愉悦的副业。律师职业给我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结交了很多朋友。有的成为我小说里的故事，有的成为我小说里的人。小城里更有一帮文友知无不言，担当着我小说的评论员和读者。
     我没有做文学少年的辰光，但是从小就喜欢读文学书。上大学，阴差阳错地读了数学系，参加工作后，又鬼使神差做了律师，与文学相去甚远，但我却不务正业照旧读文学书。数学和律师的思维方式与文学表达形式都让我迷惑。后来我放弃了文学，专注法律的苦读。法律务实，文学务虚。小说是闲人的事，我还有很多事要做。
     一次，我办了一个在当地很有影响的案件，一家省级刊物要我写个纪实性的东西，我推辞不过，就写了篇约二千字的东西，也就是案件经过。谁知那家刊物很满意，不仅发表了，还专门给我发了一个“特约通讯员”证。于是我又写了一个《山里大嫂》，注明“散文”，那家刊物却是以“小说”名义发表的。一些朋友读后恭贺我，说没想到你会写小说，而且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了得！当时脸就发烧。
     后来我又写了几篇小说投往一些杂志，往往接到的是退稿。那时退稿是真退，都是杂志社的专用信封。单位同事看到了就问：“又发表什么作品了？拿出来看看。”忙不迭地回房间关门，销毁证据。
     接触网络后才知道，原来网上写作是可以不用真名不退稿的，就写了《小镇之祸》、《大雁飞过》、《你是否在为我心跳》等贴在网上，点击率还很高，评论也不错。在后来的网络小说大赛中这几篇居然获奖，我信心倍增。
     我写了部中篇小说《校西那片桃林》投往《清明》编辑部的倪和平老师，她是热情豪爽的山东人，曾经因一件与文学无关的事与她相识。如果倪老师那时把我稿退了，也许我如今仍然用假名混迹于网络。她给我写了一封信，非常热情，先肯定了我的故事，后才说你还没有把握住中篇的结构，要修改。但如何修改，什么是中篇小说的结构，我一无所知。正好出差去合肥，我前往拜访倪老师。倪老师指点说这个人物没有用，这个人物性格特征不明显，这个地方不合理，这个结尾不科学……我当时就懵了，心想既然都成这样了，干吗还写信鼓励我？就好像病人开刀，胳臂大腿心脏都切错位了，这人还能治吗？我准备放弃。倪老师说你这篇小说不错，来自生活，很清新。你修改后可以考虑发表。一句话又把我拽回来了。我修改了三次后，倪老师把它发表在《安徽文学》“皖军新秀”栏目里。“新秀”的意思也就是：如果不好，大家多担待一些，毕竟是新人。
     那是2001年，我是一个快到中年的“新秀”。
     但这对我的鼓励是非同寻常的。紧接着我写了《补丁》，倪老师大加赞赏，不仅发表在《清明》上，而且将我引见给《清明》当时的主编段儒东先生。段儒东先生在他不大的办公室接待了我，说：“我知道你，你的小说我读了，语言很不错。”
     后来有了《何天的故事》，被《小说月报》选载。重庆电台给我打电话，要把这小说改编成广播剧。我非常兴奋，问要不要付钱。编辑说不要，我们应该给你钱。他们给了我五百元钱。这是我第一次收到的改编费。后来广播剧播出，名字改成《一直想问你》，并且获了一个什么奖。
     2003年，段儒东先生把我推荐至中华文学基金会的“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我选了十篇小说寄过去，静待小说集出版。2004年12月21日，我在中国作家协会会议室参加了该丛书的首发式。我见到了大师们，到处找他们签名，留联系方式，我要拿回去给小城的文友炫耀一番。
     后来我这本《打死我也不信爱情》小说集获得“安徽省社科类文学艺术奖”，这是安徽省最高级别的文学奖了。我很高兴。评论家点评我的小说的时候用了较大篇幅，评论小说里的人物和语言，评论小说所要表达的思想等等。我茫然又不敢问：为什么我写的时候没这样考虑过呢？
     这部小说集里的十篇小说有六篇签约影视改编，已经被播出的如《说声对不起》、《警花燕子》，已经拍摄完毕的有《爱情手铐》和《雨花朵朵》，还有两部正在改编中。
     2005年我又开始尝试长篇小说的写作，第一部长篇《风向东 云向北》就被一家影视公司看中并签约。
     2008年是我丰收的一年，我的两部中篇发表后均被《中篇小说选刊》选中，我作品能上这样的刊物？自己反倒不自信起来。8月，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黑白布局》出版；11月，与安徽文艺出版社签约，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旧城》即将出版；12月，去合肥领奖，我的《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获得了首届小说对抗赛金奖……
     站在领奖台上不知道自己该怎样笑。我似乎成了“著名作家”，其实自己知道是吃几碗干饭的。写作给我带来了乐趣，也给我带来了困惑。我写的小说主要是注重故事和小人物或者灰色人物，我关注他们的生活状态。但究竟什么是小说，应该怎样写小说？我说不出子丑寅卯来。特别是读了一些关于小说理论的书，到最后更不知如何下笔了。

二

     完成中篇小说《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的构思是在天津陪儿子的时候。天津工大是个老学校，校园里有很多大树，树上有很多鸟。一到傍晚，鸟成群来栖息，留下一路的鸟粪和鸣叫。工大很宽容，鸟与学生们和谐相处，没有人去驱散它们。树上是些什么鸟呢？不知道。走在路上你可以听到它们的聊天和歌唱：有的灵巧、有的婉转、有的嘶哑、有的粗犷，它们的语言我们不懂。
     地图上，河流密布，山峦重叠，看上去也像一棵树。城市、村庄是树上的鸟；城市、村庄不也就是一棵树嘛，而我们也是树上栖息的鸟。人的大脑细胞纵横交错也如一棵树，总有一些欲望和希奇古怪的想法停在上面……
     这些构成了我小说的名字。当然，“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是一句歌词，一首流行歌曲里的歌词，我顺手用过来，符合我的懒筋。
     我有一朋友是某部门负责人，因搬迁一处办公场地需要处置资产。这处资产地处黄金地段，政府规划用于商业开发，处置资产的收入用于建设新的办公地点，不足部分政府弥补。公产处置有严格的程序，要经过公开的拍卖。律师业务里自然会接触很多拍卖公司，知道公开拍卖里也有许多的“猫腻”。很多拍卖公司为了拿到这单业务，蜂拥而至。竞争手段层出不穷，寻找猎物的嗅觉异常灵敏，这也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拼杀，如非洲草原上的狮子。有的甚至动用了远在省城、北京的领导、熟人、亲戚，朋友不胜其烦。
     当时很多拍卖公司估算这块资产顶多只能拍到一千五百万元，朋友以让人意想不到的高位价格公布底线——必须要卖到二千万元以上，否则拍卖公司补足。这一招吓退了很多拍卖公司，后来一家拍卖公司签订了这份“生死合同”，经过努力并最终以二千万元成交，避免了国有资产的流失。这也成了我小说里故事的原型。
     市场经济下，对资本积累的渴望让很多人急躁、慌乱、迷失直至丧失了“底线”。商人销售有毒食品，化工企业直接把毒水排向水源，官员贪污“救命钱”，医院卖假药，给孩子的奶粉里掺有毒的化工原料……中国人在巨大的身体和生命牺牲里获得了很多的化学知识和维权知识，还有一些尚未发现和将要发生的安全事故。
     为了利益，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猎手，每个人也都可能成为猎物。米兰是猎人，她要寻找“巨人”的肩膀；“巨人”成为她的猎物，但“巨人”也猎取了一个年轻女子的身体，她也是“巨人”的猎物。杨槐树是猎人，他的猎物是梅林，以期获得拍卖资产。在一定程度上说，梅林也是“猎人”，她让杨槐树达到了保护自己又保护国有资产的目的。不过她是防御性的猎人，她要做的是不被其他“猎人”捕获。
     杨槐树、米兰靠智，梅林靠德。“小赢靠智，大赢靠德”。在梅林宽容而仁慈地注视下，杨槐树那些所谓的聪明灵巧的手段显得可笑和苍白起来。
     我很喜欢梅林这个人。她守住了自己的底线。官员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有物质欲望。但官员首先得是“人”，是人就要有底线。她说贪钱的人手上有了权，等于歹徒手中有了凶器。有凶器的歹徒最终伤的会是他自己。对这些底线的把握实际上是对自己政治命运甚至生命的把握。如果每个人都守住了自己的“底线”，这个社会将会更加和谐、干净。所以“底线”实际上是社会和谐线，对于官员来说则是“生命线”。
     苏红是个朴实的女孩子，她的出现给杨槐树的生活添加了亮点，也为小说增加了色彩，那只鸟自然就成了“爱情鸟”，毕竟人心是向善的。
     杨槐树像乡间的槐树一样极具生命力，他从乡下闯荡城市，如一棵槐树长在满是冬青树和广玉兰的小区。当米兰这只栖息在他树上的“鸟”飞走后，在财富的利诱下他曾一度迷失了自己。但他还不算一个坏人，包括米兰。我想米兰在今后的日子里只要重新守住“底线”，她一样会回到地面，脚踏实地。
     这部小说我还想说的一层含义就是：人怎样善待自然的问题。
     电视里有一些画面，藏羚羊又被猎杀了上百头，尸横遍野，触目惊心。人类端起枪的时候瞄准的不是动物，而是我们人类自己。大自然是宽容的，但当它已经不能承担庇护人类庇护生命的时候，我们还能向它索取什么呢？
     很多年以来我们都认为人类是自然界的主宰，其实人类和其他动物植物一样，只是构成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中的一个链条。如果我们截断了其中一环，人类自身也会遭受伤害。
     作家是一个职业还是爱好还是身份？我不甚明白。但我知道，小说应该关注“生命”和“自然”这两大永恒的主题。我在另一部长篇小说《旧城》里写了一个几乎偏执的环保主义者胡青，我在写到他的失踪时泪流满面。我是想通过我的文字告诉人们：面对着日益恶化的环境，如果我们不珍惜自然，现在的青山绿水、花鸟鱼虫，有一天也会失踪。
     没有了青山绿水，没有了蓝天白云，还会有树吗？还会有鸟吗？不管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不管自己是只什么“鸟”，不要当猎人，因为最终你自己会成为猎物。
     树上停着的那只鸟其实就是我们自己。